姚洋:中国经济学的世界贡献,蔡英文8度发推文,曼昆经济学原理读后感

姚洋:中国经济学的世界贡献,蔡英文8度发推文,曼昆经济学原理读后感

2017-05-25 16:13 作者:小编

题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推动了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也催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经济理论。突破经济学一价定律,促进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转型;创新组织理论,有效解释了国有企业改制成功的原因;中央统一领导+分税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创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找到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正确路径;探索“中国模式”,揭示中国经济成功背后的制度原因。

作者简介

姚洋,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获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等。主要作品有:《制度与效率——和诺斯对话》、《作为制度创新的经济改革》、《制度经济学三人谈》、《我们的时代》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推动了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也催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经济理论。

突破经济学一价定律,促进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一转型无先例可循、无理论可依。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和方案,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早在1980年,就有经济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计划经济的一大弊端是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盲目放开价格会导致经济的混乱和恶性通货膨胀,因而应实行价格改革的双轨制方案,国家对供应严重短缺的部门继续管控价格,对供求关系相对宽松的部门放开价格。10年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采取所谓“休克疗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生产大幅度下降,从反面印证了中国经济学者观点的正确性。1984年9月召开的莫干山会议,把价格双轨制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莫干山会议是当时青年经济学者的群英会,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是产生了新的价格双轨制方案,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按产品划分的双轨制不同,价格双轨制是一物二价,一件产品既有计划价又有市场价,计划价适用于计划内的产量,市场价适用于超计划的产量,优点是能够鼓励企业进行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采纳了价格双轨制的建议。

价格双轨制是对经济学一价定律的重大突破。以1994年汇率双轨制的并轨为结束标志,价格双轨制实行了10年,为中国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其他经济体制转型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创新组织理论,有效解释了国有企业改制成功的原因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国有企业改制被提上议事日程。与价格改革必须在全国范围统一推行不同,国有企业改制可以通过地方试验逐步完成。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广东和山东一些地方率先开始国企改制。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缜密的调研,国务院出台“抓大放小”政策,国企改制全面铺开。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花大力气解决了几千万国企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社保问题,保证了改制的顺利进行。经济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国企改制取得了世界范围内少有的成就,原因在于采取了渐进和地方试验的方式。那么,为什么中国采用渐进和地方试验的方式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为什么同样进行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选择的策略和路径却差异巨大?这是世界经济学界都很关注的问题。为解释这一问题,中国经济学者对M型和U型组织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M型组织和U型组织理论。用通俗的语言来讲,M型组织就是以“块块”为主的组织,类似公司里的事业部;U型组织就是以“条条”为主的组织,类似公司里的职能部门。前者更注重“块块”功能的完整性,容易进行小规模的试验;后者更注重垂直管理,任何改革都涉及整个体系的调整。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也非常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较强的M型组织特征,适合采取地方试验的改革方式;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则非常僵化,具有很强的U型组织特征,不适合采用地方试验的方式进行改革,而且改革成本更高。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原因,而且解决了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同时也为组织理论创新作出了贡献。

中央统一领导+分税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我国是采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大国,如何在单一制下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一直是党和政府面临的执政难题之一。1978年之后,我国开始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制度,降低了企业的税负成本,同时也显著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上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财政包干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税收纪律松弛,中央财力大幅度下降。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扭转了这个局面,同时也把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制度化。在单一制国家实行高度的财政分权,这是我国的一大创举。这个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时也刺激了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中央统一领导则为地方官员引领方向,能够降低地方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国经济学者还发现,中国财政分权的成功归因于坚持中央统一领导。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许多国家都尝试过用财政分权调动地方积极性,但最终结果大都不尽如人意,原因就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执政党和中央政府。

创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找到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正确路径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助推中国经济体量在短时间内跃居世界第二。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创造连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奇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学者提出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已经存在200年,但以前只是一个贸易理论。中国学者把这个理论扩展到解释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提出一个国家应该利用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我国而言,劳动力在很长时间里是最丰富的生产要素,因而,发挥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一理论和政策建议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同。

当然,强调比较优势战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非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国际发展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并没有在所有国家取得成功,那些成功经济体的共性是,它们在采取这个模式之前就已经拥有了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工业基础。这恰恰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完成的任务。将我国和同时期的印度进行比较很容易发现,我国的优势在于基础教育的普及、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工业基础的建立。在工业方面,尽管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衡,但快速的资本积累也大大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探索“中国模式”,揭示中国经济成功背后的制度原因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专业化和规范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模式”的讨论上来,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否与中国体制有关?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表明,制度是实现特定目标的有效手段,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所在。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很多制度具有开创性,比如价格双轨制,又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经济增长和转型起到重要作用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且有意模糊产权归属)。这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制度,都是在当时条件下有效、管用的制度。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中国制度的科学性表现得更加充分。比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有利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各展所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又如,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学者还敏锐地注意到,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拥有独特的官员选拔制度。党不仅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而且担负起培养和选拔官员的责任。这一制度的优势在于,官员在接受组织培养和选拔的过程中,可以积累大量的执政经验。而且,相比于西方,中国官员更加具有战略眼光和长远眼光。西方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的普遍认识是,只要对政府官员的约束到位了,他们就会为社会服务。换言之,他们希冀给政府官员施加的只是被动约束。中国的选拔制突破了这个认识。在约束官员的同时,选拔制也给予官员正面激励, 那些能够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民众福利水平的官员更容易获得升迁。正面激励也鼓励官员更加努力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笔者和合作者利用城市层面官员的数据所作的研究表明,市级官员对地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选拔制为政府官员提供的正面激励。

目前,关于中国选拔制的研究方兴未艾,这个领域的研究具有学术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在学术层面,它促使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学者重新思考国家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的目标之一是实现良治,而高效的决策机制和社会福利的提高是良治的重要标志。当代世界的实践表明,西方民主制度并不能保证良治。在美国,民主制度日益沦为否决政治,治理低效问题越来越明显;在欧洲,民粹主义泛滥,极大地限制了政府对长远利益的追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退化成简单的一人一票制度,政治动荡成为常态。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上,西方民主制度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它并没有终结人类社会对优良政体的追求。在这方面,学者的探索和研究至关重要,中国的实践则提供了极佳的素材。中国的实践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各国的制度不尽相同,中国也一贯主张各国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制度模式。但是,中国的实践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面镜子,帮助它们取长补短,改进治理方式。

在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学不断地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中汲取养料,贡献了影响世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一些理论成果在引领和指导中国改革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上世纪80年代尤为突出。那个时代的经济学者对现实具有浓厚的兴趣,学术界和政策界互动频繁。对那个时代的经济学者来说,学术是经世济民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今天的中国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不同,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学者们的研究越来越精细,学术质量不断提高,但很多学术研究离现实越来越远。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学术研究脱离现实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不仅无益于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也无益于提高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今天的经济学者应深刻认识到,中国发展进步的脚步没有停止,改革开放还在路上,中国的实践仍然是学术研究的一座富矿。只有深入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才能产生有深度、有价值、有世界影响的理论,在更好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同时,把中国打造成为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经济思想大国和经济理论大国。

本文来源:微信号“中华好学者”,原文发表在《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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