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主动辞官成为常态,

让主动辞官成为常态,

2017-06-25 18:42 作者:小编

让主动辞官成为常态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辞职出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引发舆论热议。走进官场就不再走出,走上仕途就不再回头,能进不能出,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官场和熟悉的官员。王振耀的另类选择,无疑会让同僚愕然。

应该说这样的事情很平常,官与民、官场与民间之间应有一种常态化的转换机制。虽然目前,我们还缺乏这种转换机制。

要让官帽真正成为社会职业中的一种,需要全社会不断消解“官本位”意识,还要靠制度有效遏制“官本位”的产生。这样才能让充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公民社会发展,让主动辞官成为常态,同时要健全制度规范下海行为,让政府、市场、社会的互相流动、交融、平衡成为基本事实。或许,这是下一个30年改革重要的内容之一。

哪些官员可能主动辞官

仕途有成长空间

但主动下海展示自己的人

代表人物:徐进(原武汉市发改委主任,2010年辞官任中钢集团一子公司总经理)

上榜履历:

“裸辞”的徐进

2010年4月28日上午,徐进的辞职报告获批。

2009年6月,44岁的徐进,创造了“全国副省级市最年轻发改委主任”纪录。而现在,他再次创造了“武汉最高级别官员下海经商”的新纪录。

徐进的辞职举动,实际上令武汉市颇为尴尬。市委组织部一人士向记者证实:“为挽留徐进,相关领导曾做过大量沟通工作,但徐进去意已决”,“人大对辞呈的审议表决,其实只是按照公务员法履行必要程序,市领导是理解和支持他的”。

知情者透露,徐进实际上已在半月前赴京履新,其职位是世界500强中钢集团麾下一合资子公司总经理,年薪50万元。

徐进最后一次以发改委主任身份亮相,是在今年3月初“武汉三网融合”启动仪式上。之后,徐就向市委组织部经济干部处递交了辞呈,并将工作交由一名副主任主持。

从徐进的晋升履历可看出,他在仕途上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1965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的徐进,除大学本科在东北工学院攻读外,其余学习和工作皆在武汉。徐于1993年正式步入武汉政坛,曾转战武昌、洪山和黄陂3个区,从办公室主任、常委、常务副区长、代区长、区长,在2009年到达市发改委主任职位。

其实,徐进早在任黄陂区区长时,就曾多次流露过弃政从商离开武汉的想法,只是并未引起外界注意。了解徐的人士说,徐的家眷一直在北京,徐辞职是为解决夫妻孩子长期两地分居问题。

武汉市发改委办公室官员也向记者证实:“徐主任辞职与工作压力无关。”

在武汉当地,各界对徐进的辞职多为理解,认为追求自我价值和家庭幸福,无可厚非。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徐进身为领导干部,在履新才10个月的情况下轻率辞职,显然不该。

据接近徐进的人士介绍,徐这次辞官,实为“裸辞”,即今后不在湖北省和武汉市担任任何官方领导职务,永远退出公务员干部序列,走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同僚和下属眼中,徐进书卷气浓厚,国字脸,戴黑框眼镜,爱穿浅色长袖衬衣和深色外套,系领带,长袖纽扣皆严密扣上,一丝不苟,从不卷起。在大会上作报告时,目光犀利坚定,声音洪亮,不徐不疾。市发改委一位处长说:“徐主任非常有耐心,对各部门的工作奖罚分明。”

在武汉市发改委的10个月,尽管时间短暂,但很多人都领略了徐的工作能力和处事魄力。香港《大公报》驻武汉记者何光伟评价徐:“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思路清晰,对最前沿的项目规划等一目了然,具备大将风范。”

徐所投奔的中钢集团,与其也素有渊源。中钢集团的前身是中国钢铁工贸集团,是在原冶金部一冶等数个公司基础上合并而成,主要从事冶金矿产资源开发与加工等。而徐大学时期的专业为金属材料及热处理,毕业后进入冶金部一冶公司(武汉),从技术员一直做到团委书记,他的大多人脉源于此,据说其家人也在该系统工作。

事实上,离开冶金行业的徐进,是20多年后又重新回到了老东家怀抱。

知情者评价:“徐进在央企的前途也将十分光明,不仅待遇好,还能全家团聚,何乐而不为呢?”

期望仕途有更大空间

但愿望落空的人

代表人物:吴敏一(原温州市副市长,2003年辞官下海,担任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

上榜履历:

当不了市长当总裁

吴敏一是谁?很多人不知道。或许温州的老百姓还知道这个名字,因为,吴敏一毕竟为官一任,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在中国政坛,知道吴敏一名字的应该也不会太多。

在温州期间,吴敏一一手打造数码温州、信用温州,与信用体系的建立、两轮政府改革相比,温州民众认为,数码城是吴敏一留给普通温州市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实实在在地戳在那。现在,数码城成就的是“数码温州”,它是“新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吴敏一号称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

辞官后,吴敏一曾坦诚地对记者说:“自己辞官和当时温州市换届中未能当上市长是有直接的关系。”

吴敏一说,他是喜欢当官的。当初他到温州市任职也是他主动向组织要求的。1997年,吴敏一在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化院任院长,在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等方面的研究上颇有建树,并已成为浙江省改革开放决策的核心智囊之一。他说,在改革研究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后,如果还继续搞政策研究的话,并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所以就向领导表示,希望能够到地方上“做点实事”。

1998年10月,他顺利就任温州市副市长,分管科技、体改、工商、社保、物价等。在4年半的时间里,他的为人和政绩在当地的官方与民间,广为认可。

一位当地官员这样评价吴敏一的:“有着学者般的才识和谦逊,工作能力强。”他强调说,吴敏一发言不用讲稿、出国不带翻译这两项“特长”,给他印象最深。

说起辞官缘起,吴敏一是这样解释的,“对于从政的人来说,只要动机端正,有更高的目标不是坏事,更高的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发挥平台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但能不能做市长不是我能决定的,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决定因素。当得知没有这种可能性时,我就选择人生新的目标,决定去商界尝试一下。”他说,“当官员是一个平台,其实政府官员并不是一个终身职业。做副市长和去一个公司做经理对我来说,其实只是一种正常的职业选择,是一种正常的政商转换。”

据了解,在温州辞官下海的副县级以上官员早有先例,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温州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徐国林,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邹丽华,市委原副秘书长董希华,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叶正猛,经委原副主任、乡镇企业局局长钟善明,永嘉县委原书记谢炳清……温州集体辞官事件引起很多人的深思:“为什么像吴敏一这样众口称赞的人,官场却留不住?“这是我给官场留下的一个问题。”吴敏一对记者说。

仕途几无成长空间

期望下海一展宏图的人

代表人物:王运正(原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2003年辞官到中国奥康集团任职。现任奥康集团重庆分公司总经理。)

上榜履历:

60岁下海恐怕晚了

就在吴敏一挂冠而去的同时,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王运正也递出辞呈。他说,身为副秘书长,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时间是耗在文山会海和迎来送往之中。这种局面恰恰违背了他的直爽性格以及要有一番作为的初衷。

据了解,当时温州市政府大约有10名副秘书长。王运正分管的是工业、贸易和交通。虽然都是重要领域,但王坦言:土地规划、财政和社保这几项却都划给了别的部门,不归我管,所以很多事情都想做却没法做。

和很多官员下海不同,王运正曾下过一次海。

1990年1月,王运正出任永嘉县县委书记,其时的永嘉,成了全国虚假广告一大产地,“万能编织机”、“电子增高器”、“近视治疗仪”、“丰乳健美器”、“记忆增强器”等天方夜谭式的广告铺天盖地,屡禁不止,永嘉被人称为“永假”。王运正走马上任后,短短3个月便将假广告这一顽疾荡涤一清,随后又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诸多深得民意的改革,包括惩治腐败、工业体制改革等,这些举措为王运正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正当王运正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遭遇了仕途上的一次重大挫折。1991年底,他被免去了县委书记的职务。理由是莫须有的“政治问题”。负气之下,王运正选择了下海,直到5年后,信任他的新任温州市委主要领导又重新请他回山,相继在市委、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府任副主任、副秘书长等职。温州市干部群众认为,他重回政界后,依然敬业。

2003年,54岁的王运正觉得自己需要的是更有挑战性的工作。“我觉得我现在还有精力,可以再做几年事情,等到60岁再下海恐怕是晚了点,那么不如现在就下海,还可以搏上几年。”精力充沛的王运正颇为自信。

如果说上次离开官场还有些负气,王运正这次的举动多了几分潇洒。他主动选择去了奥康集团,一家以制鞋为主业的民营企业。

到中国奥康集团后王运正说的一句话颇具意味:我的能力实在是明显超越了原有的岗位(指副秘书长),但这个位置已算是到顶了。今后七八年就这么呆下去,多没意思!不如放弃政界现有的一切,转到商界去开拓新的事业。

2004年5月,到重庆9个月之后,虽然王运正认为自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王秘书长”到“王总”的角色转换,但言谈举止之间,你还是不难辨别他过去20多年的职业。“人民给我一方土,我还人民一座城”这样的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个人应该是某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而不是某某公司的老总。据说,奥康公司里面的同事现在也还是喜欢叫他“王书记”或者“王秘书长”。

在联合利华11年,前后经历5任主席,其中有4任都尝试换掉这个最“贵”的中国男人

曾锡文:一位前政府官员的外企生存术

■文/郝倩

编者按:官员辞职后去干什么?技术型的官僚,其拥有的专长有利于他们在官场之外更好的生存,比如一些人成为职业经理人、企业高管等;学者型官员王振耀长期专注于民间组织、慈善救援、公民社会方面的研究,任职公益研究院亦是相得益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究的是,辞官后他们如何生存?由此,我们选择了原轻工部副司局级干部曾锡文为样本,试着观察官员下海后的“生存术”。

1996年,44岁的曾锡文下海了。下海,意味着他不再有轻工部副司局级干部的身份,在他的新东家跨国公司联合利华那里,他以前在政府部门的级别并没有特别的意义。

4年后,他成为进入联合利华中国董事会的第一个中国男人,现在他则是联合利华的中国区副总裁。在他任期内,曾经有好几位中国区主席都有过要将这位中国男人踢出去的冲动与尝试。但是最终,曾锡文“活”下来了,他成了联合利华(中国)最“贵”的中国男人。

副司局级干部下海

曾锡文至今无法忘却44岁“辞职”时的无奈,“前面27年白干,一切归零。”

之前3年,曾锡文作为轻工部的官员,进驻联合利华子公司和路雪。作为“甲方”代表,说是“合作”,实有些“监管方”的意味。这期间,曾锡文参与了和路雪从建厂到完善销售渠道的所有工作。这个品牌从在中国无人知晓,到之后成为冰激凌品类的第一品牌。

合同到期,要换人了。曾锡文载誉而归。

领导答复说:部门已经安排满员,要继续保有原先的职务,就要自己去找部长,安排个位置。

“当时就快哭出来了。”干了8年副司局级,居然还要去找饭吃,曾锡文感觉自己被抛弃了。

“我们需要你,到我们这里吧。”联合利华适时地发出邀请。这个1976年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在轻工部工作了27年,从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要给老外打工。

按照当时我国的管理规定,司局级属于中组部部管干部,不可以进入外资独资企业。

曾锡文决定要拼一把。他辞职,档案进入人才市场。

之前做中方代表的时候,曾锡文在和路雪任职总经理兼人力总监。在分工中,外资方做市场和销售,以及技术;他则负责业务发展,例如寻找投资地,以及工厂选址。

“以前是合作伙伴,而非雇员,有相当的话语权。”可是下海之后,曾锡文必须服从老板,角色发生了转变。

进入联合利华的第一个职务是公关部总监。在当时,是个中层干部的角色。

“在跨国公司生存,一定要归零,否则心态永远不会好。”曾锡文说。他要求自己要从之前在党政机关的“辉煌”中彻底走出来。

当年的联合利华,旗下分布着14个企业,有13个中方的合作方。谈了3年,将14家企业整合到联合利华一个集团下面,这个40多岁的中国男人开始发挥出了其对中国国情与业务都熟知的优势。

4年后,他成为进入联合利华中国董事会的第一个中国男人。

 硬着头皮“蹦单词”

联合利华规定,内部董事会不可以带翻译。

一个40多岁的中国男人,夹在一群来自各个国家的外籍高管中间,第一次感觉到了不会外语的窘迫。

最初的一段时间,曾锡文一直依靠身边的马来西亚籍高管代为翻译。后来他通过会议纪要才发现,别人往往是“选择性”地给他翻译会议内容,当他们两个人管理的部门利益有所冲突,或者这个马来西亚籍华人希望两人意见保持一致的时候,就会省略有关他的重要信息。

最终,在类似的会议中,往往一些公司的策略错误都会被推到曾锡文的身上,而他即使被“批评”了也不知道。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始硬着头皮,练着听,并开始“蹦单词”。现在,50多岁的曾锡文已经可以在工作中用流利的英文与沟通。

2002年的春天,联合利华决定将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往合肥。这是上海第一个要将工厂逐步往外撤的公司,可以想象此时联合利华所面对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

当年的“五一”,联合利华的高层针对这一重大决策,依然存在很大争论,认为上海市不会批准企业的这个转移决定。

在全球高管的电话会议上,全球首席财务官发问:“锡文,你是什么观点?”全球管理团队此时显然非常需要一个中国高管的意见。

“这个符合中国政策,我可以确定中国政府会批准这个政策。”曾锡文说。

最终,曾锡文亲历关闭联合利华在上海的7个工厂,裁掉2000多个员工的繁冗事务。

“每个人都需要做工作,有些需要面对面地‘谈判’。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怎样庞大的工作量。”曾锡文说。

 差点被4任主席换掉

在联合利华11年,曾锡文前后经历5任主席,其中有4任主席都有过将这个最“贵”的中国男人换掉的尝试。

1996年的时候,第一个主席很了解曾锡文。但是很快,新主席上任。

当时,曾锡文负责的公关部在联合利华高层看来,的确有些另类。因为按照惯例,类似的部门事务往往由财务部或者法务部兼为料理。他们不觉得这个中国人有什么用,而且又很“贵”。

一个爱尔兰籍的主席甫一上任,就瞄准了曾锡文的部门。当时,曾锡文掌管的部门在北京建国门的国际大厦,负责对外事务,按照副总裁的标准发工资。

“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么个地方搞个办公室啊?这是我所看到的联合利华最漂亮的办公室。”在北京办公室里踱了几圈之后,主席发话了。

随后,一两个月之内,办公室被撤,所有的人都被搬到和路雪的北京工厂办公。

当时正是联合利华将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往合肥的重要时刻,有诸多繁杂的内外协调工作,与各个协会、记者的频繁沟通,所有的工作必须在市内进行。最终,设在工厂中的办公室基本没有任何作用。

“你们再回去吧。”几个月之后,这位主席主动发话。一直到现在,联合利华在北京的外事办公室依然存在。

在另一任主席在任时,联合利华和一个城市的政府部门有一个官司,提出要打刑事诉讼,在曾锡文看来,那场官司胜算在握。但是国外高管判断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与中国的政府部门打官司铁定败诉,于是决定撤诉。此时,虽然曾锡文写了一封长信给老板,陈述了撤诉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没能改变老板的决定。之后,曾锡文所预言的不良后果果然都出现了。

这任老板离任之前,给前一任老板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承认这个中国人的判断。

2003年,曾锡文升为对外事务的董事,进入董事会。当时,针对这个“昂贵”的中国男人管理下的这个“另类部门”的存在,已经没有争论了。

之后,每当有其他跨国公司来取经,询问为什么联合利华能够顺利进行大规模的重组,老板总会骄傲地告诉他们“你要找一个懂得中国的人,就像Mr.Zeng”。

官员只是一种职业——扔掉官帽仍从容

■文/竹立家

进入新世纪,中高级官员主动辞去公职到事业单位和企业工作属凤毛麟角,正因为如此,当王振耀辞去现有职务到壹基金研究院时,这件事就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确实,就目前的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公众的社会文化心理一般倾向于认为“当官好”。好在什么地方,大凡中国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场中人,都有切身体会。否则,就不会出现南方某市40多个教授争抢一个事业单位处长位子的现象,也不会出现近些年来每年有“百万大军”竞争官场“入门劵”的现象。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有人辞官不做,我们除了表示敬意之外,还要肯定其辞官行为的积极意义,因为这对中国社会几千年流行的、牢不可破的“官本位”意识,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职业化是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趋势

说到“官本位”,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尽管辛亥革命近100年了,新中国建立也60多年了,但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官本位”意识在一些人心目中并没有消失,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否则,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核心价值就会在实践中得不到落实,我们党“人民当家做主”的执政基础就会受到动摇。

在现代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下,官员只是为公众服务的一种职业,是现代社会众多职业中的一种,没有像在封建社会中那种“权力附加值”,更不可能通过当官发财。所以,在西方,那些选举官员或随选举而任命的官员叫“职业政治家”,其薪资较之私营企业的相似职位的人要低;考任官员或公务员叫“职业官僚”,其薪资基本与私营企业相同职位者一般持平,二者统称“政府雇员”。其性质与私营组织的雇员一样,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所以,职业化是20世纪以后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趋势。

当然,政府雇员与私营组织的雇员也有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服务对象不同,前者主要为社会公众服务,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薪资由纳税人提供;后者主要是为特定的老板服务,薪资由老板提供。另一方面,追求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从公共精神出发,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工作,目的不是为了钱。所以,在西方流行“精英治国”理论,其实质就是从为国家和民族服务的角度,从成就感和自我实现的角度,鼓励具有公共精神和能力强的人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为了防止这些人有可能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同时还发展出一整套适合现代复杂社会要求的监督制度,使这些人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逐步养成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在私营组织谋职的人追求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动力还是要有一份满意的薪资。

因此,官员这一职业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是一份奉献多于索取、辛辛苦苦的岗位,也可以说是一个高度奉献性岗位。

官员追求职业流动是正常现象

选任官员由于是“常任制”,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职业,流动性也很小,除非被辞退或另谋高就。我国的情况与国外相似,无论是具有领导职务的政策层面官员,还是执行层面的事务性官员,主动辞官的都是少数,这符合行政体制运行的规律,也符合一般人的心理预期,不足为怪。

换句话说,官员中的个别人追求职业流动,在国外正常,在我国也应该正常。之所以在我们这儿引起关注,关键原因还是我国官场不正之风这一顽症所引起的,似乎与社会上流行的“官本位”现象不相符合。当官好处多,为什么还有人要主动辞官呢?这可能是社会心理的最大疑惑。

不可否认,近些年来,由于官场特权、腐败和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蔓延,当官的好处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巩固执政地位、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大障碍。个别官员主动辞官,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深层次的理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大约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官场生态复杂化,选人用人不正之风蔓延,使一些人仕途升迁无望,失去信心,只有痛下决心,另谋它途。在日常生活中,一个追求进步和优秀的干部,如果不是本单位领导“小圈子”中人,在现有的选人用人体制下,在“官选官、大官选小官”的机制下,即使你的工作绩效非常突出,也很难得到承认,获得提拔重用,这在现实中几乎是“潜规则”。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人,几乎一清二楚,深有体会。

其次,现有的制度安排有一定的缺陷,使一些人的仕途或职业追求到此为止。比如,一些单位或地方曲解“干部年轻化”,在职务年龄上搞“层层递减”和“一刀切”现象,致使一些人在职务年龄段上晋升路子被堵死,失去了基本的职业预期和工作激励,只好寻找出路,另谋发展。

最后,也不能否认有个别官员利用自己在官场积累的人脉资源或社会资源下海经商,尽快使过时的“权力变现”,或把贪污受贿所得“漂白”。因此,对一些权力较大,在关键部门或要害部门工作官员下海经商,应该有相应的限制措施。

当然,一个人有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自己职业的自由,官员作为一种职业,一个人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这都属正常。但一个人一但选择了官员这一职业,就必须按照宪法原则和人民的意愿办事,牢固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理念,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这是一个人政治道德的底线。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只有人民或人民的代表能够决定谁能当官的时候,能够对官员进行制度性监督的时候,官员才不会贪腐,权力才不会异化,“官本位”才不会流行,官员也才会变成一种真正的职业,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而这也正是我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

对官员辞官下海必须预设几道防线

辞官下海,除龙永图、王振耀等个别官员下的是“学海”之外,绝大部分辞职官员下的都是商海。而且官员在职时主管哪方面工作,辞职后大多就到哪个领域的龙头企业担任要职,几乎成了规律。

以目前中国政、商之间的密切关系,辞职官员完全有可能挟手中掌握的政治资源,以作投身商海的资本,形成一种新的权钱交易关系。如果再有经济上并不干净的官员,将在任时进行权钱交易的贿金“暂存”在企业,然后辞官赴企业任职,以年薪的名义“变现”,则下海就成了洗钱。同样,官员在任时的贪污、受贿所得,还可以通过官员辞职“创业”,将黑钱以企业经营收入的名目“洗白”。

以这么多年来的反腐经验,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必须提高警惕,为官员下海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预设几道防线,以防问题严重之后,再做事倍功半的“补牢”之功。

首先,必须对辞职官员进行严格的“离任审计”,确认没有违法违纪行为后,方允许其“净身出门”,并且必须就审计结果对公众有所交代。其次,对辞职官员下海后的行为进行监督,以更严格的标准和手段,尽量杜绝其与原任职政府部门之间的非正常往来,以防止其利用原有的政治资源,为所供职的企业谋取特别的利益。从长远计,政府必须尽快制定规范官员辞职程序及辞职后去向的相关制度,以防患于未然。

随着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必然为包括官员在内的各种人才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官员辞官下海未必再成风潮,却一定逐步演变为常态。而在常态下,官员有权对其人生进行重新规划,百姓也有权对准备离任官员在任时的情况进行质询和监督。所谓政治文明,就包括这样的权力和利益的博弈关系在内。而无论官员的选择还是百姓的监督,都必须在有效的制度规范下进行,否则,人们对官员辞官下海行为的所有正面期待都将落空,反而不得不面对以辞职官员为纽带,政商串通,沆瀣一气,共谋腐败阴谋的复杂局面。